usb网卡稳定吗（usb网卡）

在当前中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问题凸显的现实情况下，交易安全与生态安全必将发生冲突。

如果将此类协议界定为民事合同，有利于维护契约的神圣性，督促当事人按照约定履行协议。从比较法上来看，迄今为止各国并没有就行政协议的概念 和认定标准达成共识，例如，德国学者毛雷尔教授（Hart Maurer）指出，整体而言，行政协议 的认定标准较为模糊，有必要以立法的方式明确规定行政协议的判断标准。

相对于前述主体标准和目的标准，内容标准相对具体，能够为行政协议的认定提供更为明确的标准。《解释》第 1条对行政协议的概念作出了规定。在法国，公共利益标准极为流行，并以此作为判断行政协议的重要标准，基于这一原因，法国法承认作为契约主体一方的行政机关享有相对强势地片面变更甚至解除契约的权利，这也是法国行政契约法制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行政机关与其他法人和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建筑施工合同、办公设备修缮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等。因此，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协议纠纷，将难以解决所有类型的行政协议纠纷。

由于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宽泛，难以为行政协议的判断提供明确标准，因此，从前述案例可以看出，法院在认定某协议是否包含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时，还需要结合该协议是否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来考量，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内容标准与前述目的标准。然而，上述功能的发挥是对行政协议进行准确定位为前提的，如果不当扩张行政协议的范围，将可能为行政权不当介入市场交易提供制度空间，影响交易安全与交易秩序，并引发法律关系的紊乱，难以有效发挥行政协议的功能。[25] 台湾地区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3条：每届‘立法委员任期届满时，除预（决）算案及人民请愿案外，尚未议决之议案，下届不予继续审议。

未来，不排除公民投票案被司法院大法官纳入审查标的范围的可能性。[6] 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第1条第1项第2句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通过空间、事项等标准，公民投票法将公民投票活动划分为若干种类，每种公民投票对应了特定类型的公民投票案。（三）责任机制不足对公民投票案实效的限制 公民投票案通过以后，相关问题回到代议政体下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并不意味着当然获得解决。

为了应对立法不作为问题，司法院大法官越来越多地在解释中 代替立法者弥补漏洞[28]。‘立法院行使立法权时，虽有相当广泛之自由形成空间，惟基于权力分立与立法权受‘宪法拘束之原理，自不得逾越‘宪法规定及‘司法院所为之‘宪法解释。

[39] 台湾地区行政机构提出的落实公民投票案第12案创制立法原则的法规草案，采用专法模式，法案名称为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于2019年5月通过并施行。公民投票法的具体保障规则能在公权力机构积极地不落实公民投票案时，通过司法来监督，废止与公民投票案不一致的立法。…… [10] 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第30条：公民投票案经通过者，各该选举委员会应于投票完毕七日内公告公民投票结果，并依下列方式处理：一、有关法律、自治条例之复决案，原法律或自治条例于公告之日算至第三日起，失其效力。[27] 相关概念也被称为立法懈怠或立法怠惰。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第二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已通过公民投票案在台湾地区具备实质意义上的法特征 尽管公民投票制度在台湾地区已经实施十余年，公法学权威教科书明确肯定了公民投票结果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台湾地区主要的法理学、行政法学教科书[14]在探讨法源（即法的渊源）时并没有将已通过公民投票案作为法源。从公投前问题向公投后问题延伸，是相关研究切合台湾地区公民投票制度实际的需要。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规定了不同类型的公民投票，对应着不同类型的公民投票案。

因此，在深入研究公民投票法制度文本和实践的同时，应重视与公民投票制度密切相关的宪制性制度对其产生的影响，方能更全面地认识和分析台湾地区公民投票问题。其中，已通过的法律复决案自投票完毕7日内公告，公告起至第3日复决废止的法律失效，立法机构进行重复立法的限制期为2年。

以上文献全部来自2018年11月台湾地区有公民投票案通过投票以前，不存在已通过投票的公民投票案也可能构成教科书未讨论公民投票案的法源地位的原因。近年来，相关研究走向精细，有研究文献从法学角度对2017年以前施行的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实施过程中的公民投票案成案阶段司法审查问题开展研究[4]。

直接以预算、租税、薪俸及人事作为内容的公民投票案不能通过审查，但重大公共政策的推行往往需要财力和人力的支撑，间接涉及预算、租税、薪俸及人事等事项的公民投票案是否能通过审查，在台湾地区存在争议。观察制度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不同公民投票案实效的保障，公民投票法的规范密度差别较大。法理学上一般认为，严格意义的法的特征包括由公权力制定或认可、调整社会关系、规定权利义务以及由公权力强制保证实施[18]。其中，已通过的法律复决案仅要求立法机构不得事后制定相同规定，而经复决废止的法律依据公民投票法规定直接失效[23]。公民投票案在公民投票程序中提案、连署、投票等环节均被称为公民投票案，但其性质是不同的。[18]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许珩、张文生：《从国际法看台湾的公民投票》，《现代台湾研究》2006年第5期。公民投票案的通过门槛降低使公民投票案更容易通过，废除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弱化了提案程序的控制力，公民投票制度运行可能导致风险的重点从立法和公民投票案提案转向公民投票案的实施环节。

公民投票法的主管机关掌握同一事项的认定权[36]。[17] 当然，台湾地区法律并非仅以复数条文方式呈现。

有无约束力对于全面认识公民投票案的影响是不够的，有必要将公民投票案置于台湾地区整个法秩序中加以观察和评价，对不同类型公民投票案的约束力及其发挥实效的机制进行具体分析。然而，当公权力机构消极地不落实公民投票案时，通过司法监督课以法律责任的效果相当有限。

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是台独分裂势力用来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工具，公民投票实践蕴含的政治风险值得关注，而公民投票案在台湾地区的法律效果也亟待研究。在法律责任不足的情形下，政治责任是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落实公民投票案的主要责任机制。当公民投票案内容抵触台湾地区宪制性制度时，效力位阶问题成为影响公民投票案实效的关键。规定由行政机构研拟法律提案是为了提高立法质量，而这一设计使行政机构有机会诠释公民投票案，影响其实现的形式和程度。

类型化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在各类公民投票案落实的过程中台湾当局各部门发挥的作用，探讨台湾当局各部门在落实公民投票案过程中的裁量空间和自主性，进而为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因案施策地防范和消解法理台独风险提供理论资源。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规定了台湾地区公民投票的原则、程序和法律责任，是台湾地区公民投票制度的主要载体。

杨立宪：《台湾公民投票运动的回顾与评析》，《台湾研究》2004年第2期。在2018年的公民投票活动中，林正道提出的涉及军事支出和福利政策的公民投票提案就面临事项的审查，在听证会上，不同参与者的观点针锋相对[29]。

经创制或复决之重大政策，行政机关于二年内不得变更该创制或复决案内容之施政。公民投票诉讼须在投票结果公告之日起15日内提出，只能上诉一次、不得再审，各审级法院应在6个月内审结。

[37] 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185号解释解释文：‘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为‘宪法第七十八条所明定，其所为之解释，自有拘束‘全国各机关及人民之效力，各机关处理有关事项，应依解释意旨为之，…… [38] 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662号解释理由书：‘立法院基于民主正当性之立法责任，为符合变迁中社会实际需求，得制定或修正法律，乃立法形成之范围及其固有权限。现有的研究从政治、历史、法学等不同视角分析台湾地区公民投票问题[1]，对 公民投票法草案不同版本进行细致分析，揭示其中蕴含的分裂图谋和政治算计[2]，指出相关主张的荒谬之处。公民投票法修改以后，提案阶段阻挡高风险公民投票案的可能性不断降低，通过门槛也降低。但参与国际赛事的名义问题由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该组织并不属于台湾地区制度上的机关。

最后，要警惕个别未通过的公民投票案再次被提出。[42] 参见张文生：《以问题为导向的台湾研究》，《中国评论》（香港）第252期（2018年12月）。

尽管台湾地区学理上肯定公民投票结果的约束力，公民投票法具体规定保障已通过公民投票案的落实，但受到公民投票法限制性规定、司法监督制度以及公权力机构责任机制不足等因素影响，公民投票案的实效有限。[11] 关于防御性公投的讨论，参见林劲：《台湾当局举办防御性公投的过程与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4期。

在成案审查的过程中，该案的原始提案被大幅限缩，理由是阐述目的的内容被认为属于创制重大政策，复决法律的公民投票案如包含相关内容则违背一案一事项原则[33]。从制度的角度分析，台湾地区对不同公民投票案规定了不同的发生效果方式，对应了不同的政治过程和法律程序。